探讨这一话题，首先说点题外话。作为180师的直接上级的军事主官，韦杰肯定负有责任，只是责任大小的问题。关键是这件事对韦杰本人的后续影响实在是有些跌宕起伏。这体现在几个之最上：180师失利韦杰可能是最有苦说不出的一位，是挨彭老总骂得最狠的一位，是志愿军军长当中最早被撤换的一位。然而有意思的是，韦杰同时又是55年大授衔没受影响依然能评开国中将的一位。这说明经过四年多的时间沉淀，至少上级认为韦杰责任不大，否则他势必和28军的肖锋一样，影响授衔是免不了的。通过研究60军在180师失利前后发出的多份电报，总体感觉韦杰的整个指挥过程应该是中规中矩，并没多大问题，只是他受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制约相对多一些。比如转移前三个师一分为三，转移中关键时候与兵团和180师失联，兵团的指令反复且有的指令不切实际，等等。当然，这并不能说韦杰指挥没有责任。梳理起来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责任：一是在指挥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上有欠缺。战场形势是动态的。这客观上要求指挥员必须因势利导，始终保持指挥上的主动性与灵活性。如果此时还一味等待上级命令而不知变通，那这个仗不会打好的。纵观我军那些著名的大漂亮仗，无一不浸透着前线指挥员高超的谋略智慧和过人的应变胆识。面对第五次战役转移阶段敌人突然的战役级别的大反扑，这给一线指挥员的应变能力带来了极大的考验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尽管韦杰的指挥中规中矩，严格执行了兵团的命令，但在与兵团失联长达2天，与180师则不时中断联系的情况下，韦杰的主动性与灵活性指挥则显得尤为重要。我们不妨先作一个类比，也是在同一个阶段，27军整个军一度曾陷入困境，但由于军长彭德清指挥处置主动灵活，能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部署，特别是对突发和意外情况处置得当，最后硬是带领全军冲出包围；整个战役打得最远的12军31师91团，北归之路可以说彻底被隔断，但该团在李长林团长的率领下边打边走，最后同样硬是突出重围。对比下来，显然60军的指挥在主动性与灵活性上还是有不小差距的。比如，180师5月25日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，60军对这一敌情重视不够、应对不及时。如果发现这一情况及时令180师再向北撤得远一点，再组织防御可能会好不少。还有后面组织179师、181师的救援，也没有坚决果敢行之有效的动作。二是在战术指导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上有欠缺。共产党的军队总体上都是以劣胜优，这就要求更注重战术的灵活应用。特别是在逆境或绝境之中，灵活的战术甚至能够化腐朽为神奇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但我们看60军在对180师突围的指挥上，在战术上予以指导的电报较少。前期往往都是要求坚决防御以掩护主力转移之类的话，后期则都是坚决突围之类的话。比如前期180师北撤过程中，60军至少应令该师注重对公路两侧要点的控制，以避免敌人快速突破长驱直入。至少令60军的另外两个师也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置和应对，以尽可能地迟滞敌人的穿插速度。我们想象一下，部队如果重视这些战术的运用，通过要点控制节节阻击迟滞敌人，断不至美军穿插得那么快，使我们一再被动。应该说，五次战役整个转移阶段部队战术运用得都不理想。从志司层面来讲，直至华川、铁原、芝浦里三大阻击战打起来的时候，志司总算才下达了一个关于打好阻击的战术指示，这多少显得有些晚。而具体到60军来讲，上承3兵团下达180师，本可在战术指导和运用上积极作为一些，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。三是在指挥的权威性与坚定性上有欠缺。关于救援180师问题，洪学智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称：“第60军的领导太犹豫，迟疑不决，联系不上就干等着也不赶紧派人去找、去接应，把好几天的时间白白地耽误过去了。”翻看60军关于救援180师的指示电报，还是有一些救援的动作的。比如26日16时30分，当得知180师“全部被敌包围于芝岩里以南地区”后，韦杰军长当即于17时复电“决今晚向西北突围”，并指示第179师第536团从芝岩里东出击，第181师全部从华川出发，配合第180师突围。应该说韦杰的处置还是及时的，只是这个指示最终并未落下去。第179师536团经军部的批准，以兵力过少最终没有出动，而第181师最终也因各种原因致使接应计划没有实现。或许由于韦杰刚上任60军军长时间较短，指挥的权威性略有不够。但你自己下令的536团去救援，随后你又同意该团不去。仅就这一个动作，既容易给人落下救援不积极的口实，又反映了指挥上有不够坚定刚性的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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